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大精神的贯彻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2-11-02浏览次数:850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摘自《中共天津历史简明读本》)

国民党和奉系军阀的屠杀政策没有吓倒天津的共产党人。他们为贯彻党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腥风血雨笼罩中国大地。占据着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继续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党占据天津后,将天津定为特别市,不断扩大和强化其所控制的反革命力量,陆续建立起特务组织,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罢工,利用各种手段镇压革命活动。

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与周边城市相比,天津有着一些较为显著的特点。如,一些思想坚定并具有较多革命经验的领导干部继续坚守工作;产业工人较多而且集中,拥有一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文化和教育较为发达,拥有一批知名、思想进步的文化与教育工作者,以及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天津还设有租界。租界,作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一方面是西方列强推行殖民统治的基地和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掠夺的重要据点;另一方面,由于租界实行“治外法权”,客观上为开展秘密革命活动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基于多方面的因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天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

为挽救处于严重危机的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各地的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努力整顿遭受严重打击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指导党组织转变斗争形式。顺直省委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立,确立了党在北方的新的领导中枢,为落实党的斗争方针、部署和推动革命事业在北方的复兴提供了重要保证。

还在北方区委遭到破坏后不久,1927519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顺直省委,重建党在北方的领导中枢,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顺直省委领导的工作区域与原北方区委相同,省委机关设在天津。6月中旬,顺直临时省委成立,并开始恢复与所属各地党组织的联系。81日,顺直省委成立,天津地委改组为天津市委,顺直省委同时代行天津市委职权。顺直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季达兼任天津市委书记。

87,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为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等组成,负责管理顺直、山东、山西、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王荷波任书记。92日,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成立会议,确定其主要任务是,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彻底纠正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重新团结和不断发展党的队伍。北方局机关设在北京。

北方局成立后,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922日至23日,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北方工作的总方针,即实行土地革命,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发动并组织农民战争,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会上,蔡和森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这是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党史理论著作。改组后的省委机关设在天津。

为恢复和发展天津的党组织,顺直省委指示天津市委进行改组整顿。此前,天津市委成立不久即遭到敌人破坏,市委书记李季达等英勇牺牲。9月下旬,根据顺直省委指示,李希逸任天津市委书记。市委下设区委。基层组织有裕大、宝成、裕元、北洋、华新五个纱厂支部和五村农民支部,京奉铁路及津浦铁路支部。整顿后的天津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党的组织逐渐恢复,党员人数有所增加。

顺直省委改组会议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即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组织暴动、开展武装斗争上来。北方局成立之时,正值奉系军阀与晋系军阀间爆发战争。北方局认为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并决定以群众基础较好的京东玉田作为发动起义的重点地区。

106,北方局制定《北方暴动计划》,确定京津地区,京东四县(丰润、玉田、遵化、蓟县),内蒙三特区和直南为四大起义区域。10日,在北方局指导下,玉田中心县委组织上万群众召开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宣传土地革命政纲,号召群众起来暴动,推翻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这是起义前的一次政治动员。

玉田万人示威后,北方局召开北方干部会议,对起义作出进一步部署。1018日,汇集玉田城下的两万多农民起义队伍占领县城。奉系军阀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向农民军扑来。京东特委命令起义队伍迅速撤离县城,干部潜伏,群众离散。之后,顺直省委又决定夺回玉田县城,并派省委组织部部长于方舟带领部分军事干部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在于方舟的主持下,农民军改编为京东人民革命军,扩大队伍,收缴警察所武装,发动群众捕捉土豪劣绅,准备第二次攻取玉田县城。117日,于方舟等率领人民革命军组织第二次起义,不料在由遵化赴玉田途中被敌人包围,遭到重创。于方舟等不幸被捕,不久英勇就义。玉田起义是北方局和顺直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重要行动,在北方打响英勇反抗反动军阀屠杀政策的枪声,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但由于敌强我弱,加之对敌情估计不足、指挥失当,起义失败。

玉田起义期间,奉系军阀加紧了对北方革命活动的镇压。10月中旬,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安幸生等18名同志被奉系军阀逮捕。11月,王荷波等英勇牺牲。

由于北方局许多领导干部被捕、牺牲,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北方局,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由顺直省委代行管理;任命蔡和森为中央巡视员,继续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在革命处于低潮和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北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等问题以不同形式逐步暴露出来。由于党对处理自身出现的问题缺乏经验,工作方法简单,党内矛盾逐步复杂起来,形成“顺直问题”,造成党的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19281月,蔡和森在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第二次改组会议,改组后的省委由京绥铁路工人党员王藻文任书记。

顺直省委第二次改组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缓解了党内矛盾,使北方党的工作出现转机。省委改组后,根据中央关于省委机关所在地不再设市委的规定,撤销天津市委,由省委组织部长傅茂公(彭真)兼管天津党的工作。

傅茂公,1902年生于山西曲沃(现山西侯马),原名傅懋恭,后改名彭真。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1925年调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1926年出席全国铁路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5月奉派到天津工作,先后任天津地委部(区)委书记,地委职工运动委员、组织部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

在傅茂公的领导下,天津党的干部和党员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工人运动开始打破一度沉寂的局面,农村反霸斗争再度兴起。

然而,顺直省委由于未能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总结经验教训,党内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尤其在省委书记王藻文的错误领导下,党内存在的消极涣散、无组织无纪律、脱离群众,以及党员中滋长的相互埋怨和不信任情绪,加剧了顺直党内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混乱涣散状况,给顺直党的工作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使顺直省委及天津党组织陷于极其艰难的处境。

为了解决顺直省委出现的问题,中央指定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为中央特派员,具体执行改造顺直党的任务,并发出《致顺直省委并全体同志的信》,要求顺直党的同志切实同党内错误倾向作斗争,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使顺直党的工作走上正确的轨道。

陈潭秋,1896年生于湖北黄冈。1919年在武汉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与董必武发起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等职。19275月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86月,受党中央委派,巡视指导顺直省委工作。7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加整顿顺直省委的工作。

刘少奇,1898年生于湖南宁乡。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参与组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1926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1927年参与领导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5月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3月,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到天津,主要负责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同时受党中央委托帮助顺直省委工作。5月,任顺直省委常委。7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加整顿顺直省委的工作。

722,陈潭秋、刘少奇在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强调党的纪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批判党内极端民主化和经济主义等错误倾向,决定改组省委。但由于忽视了必要的思想工作,并带有命令主义倾向,会议精神未能彻底贯彻,党内矛盾继续发展。新省委成立后,受到处分的部分干部反对省委,京东部分党组织也不满省委改组,致使省委无法开展工作。顺直问题成为六大后党中央面临的“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19286187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大会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指出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要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肃清各种错误倾向。

为贯彻六大精神和进一步解决顺直问题,中央政治局多次进行研究,作出撤销王藻文中央委员资格、留党察看、调离顺直等决定和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告顺直全体党员书,并不断加强巡视。尽管这样,顺直党内矛盾仍在不断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特派员决定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由其直接领导省委工作。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到达天津。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周恩来摸清了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通过积极工作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在随后召开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六大精神,阐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顺直党内矛盾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思想根源,深刻剖析了顺直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闹个人意气、搞小组织活动以及雇佣革命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意识;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思想政治觉悟,并在开展斗争中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增强党的战斗力。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顺直党内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增强了团结,为解决党内矛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议通过关于政治任务、党务、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决议,恢复省委职权,并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

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后,为加强顺直和天津党的力量,周恩来先后从上海调毛泽民、胡锡奎,从山西调张友渔、薄一波,从陕西调刘天章、乔国桢到天津,从事报刊出版、宣传、工运、特科等工作。顺直省委为恢复和健全天津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先后成立了天津特区委和天津工作办事处,领导天津各区委的革命斗争。在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天津各区委、党的基层组织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共产党员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开展英勇顽强的地下斗争,推动工人斗争逐渐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