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新中国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这就为结束百余年来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创造了前提。在正确分析战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党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大战的结果使得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战前相比，资本主义势力受到严重削弱，社会主义力量显著增长。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的两大强国，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同时，在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运动蓬勃兴起。战后不久，为夺取世界的控制权，美国对苏联实行了遏制政策，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发动对苏联的冷战；同时又在反苏宣传的掩盖下，向各国各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平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起进攻。世界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同帝国主义与和平民主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相互对抗交织在一起的局面。
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虽然错综复杂，但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和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与中国革命呈相互呼应之势；另一方面，当时美苏斗争的重点在欧洲，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力量受到限制。在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公开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苏联出于对苏美冲突的担心，谨慎地保持中立，同时又悄悄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人民武装力量提供一些援助。当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已十分明显时，美国试图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苏联则逐步转向公开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周边一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中国同美、英等国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主要是因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三条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共中央在外交方面首先确定的重要政策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稍后，毛泽东用简炼而生动的语言将这一政策思想概括为“另起炉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将来要通商，可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
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是党确定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方针。在考虑未来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时，党一直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首位。这不仅因为长期以来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且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苏冷战和国共内战的相互作用下，美国已同中国共产党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新中国成立前夕，党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新中国诞生后如何迅速与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获得国际承认；如何防止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保障国家的安全;如何取得外国对战后经济恢复的必要援助等。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某种怀疑态度，担心中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1949年初，斯大林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为特使到西柏坡访问，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介绍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构想和将要采取的内政外交方针，并就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以及请求苏联给予援助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通过这次内部访问，中苏两党消除了彼此之间的一些隔阂和误会，密切了相互关系。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在未来新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条件上，党既坚持原则立场，又有相应的灵活性。4月中下旬，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前后，发生了英国军舰闯入解放军防区并与解放军交火的严重事件。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干涉的严正立场，同时郑重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在外交基本方针和原则立场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党注意观察各国特别是英、美的反应，谨慎地保留着回旋的余地。
南京解放前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使节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仍在南京逗留。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重要动向。他在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中提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五六月间，根据司徒雷登的请求和毛泽东的指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负责人黄华以私人身份同司徒雷登进行了几次接触。司徒雷登提出，希望回到北平他曾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看看，并希望能同周恩来会面。经请示，黄华答复他可以赴燕京一行，并有可能同我领导人晤面。当时中央考虑在建交问题上，固然不能允许帝国主义提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但“如果帝国主义各国采取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们就要准备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然而，美国最高当局很快作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决定。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关上了同新中国交往的大门。
从1949年6月底到8月中旬，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不公开地对苏联作了访问。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采取的一个重大外交步骤。访苏期间，刘少奇向斯大林等联共(布)领导人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内外政策、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情况，强调新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希望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和东欧各民主国家能率先尽快地予以承认。他还转达了毛泽东希望在中苏建交后公开访问苏联的意向。双方就苏联提供贷款、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进行了商谈，并就处理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斯大林表示，中国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中苏两党应建立密切的关系，互相帮助。他承诺，中国新政府一经成立苏联立即承认，并将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他同意，中国新政府成立后即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还询问，苏共在战后初期提出的关于进行国共谈判的建议，是否扰乱或妨害了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刘少奇答复说，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结果是很好的，在当时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我们孤立了美蒋，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准备了条件。刘少奇的这次访问，为中苏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制订的与外国建交的原则，后来由《共同纲领》从法律上作了规定，即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